七个著名帝师的结局

摘要: 为天下不必为帝王,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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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老师的最高境界,据说是帝师。修、齐、治、平,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,如果能当上皇帝的老师,那就等于实现了大跃进。

 

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。但他头脑混乱,戊戌变法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,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讽刺他“规模太广,志气太锐,包揽太多,同志太孤”。王照劝他先办教育再搞变法,康答:局势严重,来不及了。他的底气在于,“变法三年可以自立”,“一反掌间,而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”。


文人涉政并不新鲜,但喜欢上天入地的文人,其浪漫主义往往容易转化为巫婆神棍,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啥。看不到光绪缺乏实权,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,忽视或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,最终,康有为弄得战友丢命、自己逃亡、光绪囚禁、帝国搁浅,中国一场大好的翻身机会,被活活葬送!

 

但康有为还算逃过一条命去,比他惨的帝师,比比皆是。


商鞅


商鞅(公元前395年-公元前338年),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,法家代表人物,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强国


商鞅两次变法垂20年,户籍、军功爵位、土地制度、税收、度量衡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,使秦国迅速从落后变得强大。

 

商鞅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?“立君之道,莫广于胜法;胜法之务,莫急于去奸;去奸之本,莫深于严刑。”用严刑峻法整治、控制和管理人民,就是商鞅的改革内涵。商鞅的改革目标,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国家,真正的底蕴是“弱民强国”。当然,得罪人民,对商鞅自身来说并不足惧,但问题是,“刑无等级”制得罪了官僚阶层。


有人会说,革命就不能怕“得罪人”,革命就难免要有牺牲,但商鞅的“牺牲”是不可避免的:其“刑无等级”思想存在一个致命伤---他虽主张刑必上大夫,却又认为刑不上君主。跳不过君主专制这道门槛,他的法治体制仍是人治,导致孝公死后,秦惠王听信受过商鞅刑罚的公子虔等人诬陷时,商鞅根本无能为力,最后被车裂示众,举家被灭。然而,商鞅死,秦法未败,考虑到“国家利益”,秦惠王报了私仇后,政策还是商鞅这一套。惨死的商鞅,岂非一个货色十足的牺牲品?

 

商鞅遭到的祸殃,百姓遭到的祸殃,大秦遭到的祸殃,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体制中的君主专权。刘军宁先生在其作品《天堂茶话》中言道,“为天下不必为帝王,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”,而在商鞅的理念中,帝王就等于天下,所谓的大公无私,其实是集天下之公于一人之私。当法治成为人治或法制,这样一个“大公无私”的东西,其悲剧下场已经注定!


柏拉图


柏拉图(公元前427—公元前347),古希腊哲学家


天堂茶话中的孔子劝老子进入体制,以便更“直接有效”地报效国家,老子答道:“为天下之学忠于道,为帝王之学忠于君。帝师首先要忠君,而我是忠道不忠君。因此,我不可能把我的政治哲学奉献给那些独霸天下的帝王。”但是,直至今日,孔子的观点受众更多:“把您的主张写成折子,直达天庭,然后由君王落实为政策法律,这样于国于民岂不都是幸事?”


今人如此,何论古人?公元前368年,与商鞅同时期的柏拉图,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叙拉古之行。上一次,他的哲学王的梦想,受到暴君老狄奥尼修斯的无情践踏,所幸捡回一条老命。这一次,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奥尼修斯身上。小狄奥尼修斯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潜质,他喜欢思辨,爱好哲学,时常举行各种学习活动事后证明,暴君永远是暴君,无论他爱好文学还是哲学。狄奥尼修斯很快就对柏拉图表示了厌倦,派兵欲取柏拉图性命,幸好一场突如其来的叙拉古内战让柏拉图侥幸存活。


柏拉图被允许暂时回到雅典,但是要保证在战争平息之后回到叙拉古。公元前361年,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赴叙拉古践约,希望通过他的政治抱负,改变小狄奥尼修斯的野心。这次的狄二世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青涩,益发傲慢无礼。柏拉图教给他的哲学,没有让他贤明起来,反而让他朝着僭主方向大踏一步。他还同哲人般写起了书,空洞无物,充斥着独断和专制。柏拉图这一次的待遇是被卖为奴,老天垂怜,在一个肮脏的港口,被他的学生斐多金币赎回


从第一次的口无遮拦到后两次的倍加小心,柏拉图竭尽智商,然而,正如《天堂茶话》中所言:历史上有许多怀揣帝师梦的人,都试过“策略”之路,即用帝王爱听的话把自己的主张包装起来,“但是,帝王不是傻瓜,定把糖衣全盘吃下,炮弹完整退回。”柏拉图的宏伟蓝图彻底流产。自此之后,叙拉古之行成为知识分子寄生的隐喻。


方孝孺


方孝孺(1357—1402),明建文帝朝翰林学士。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,被“株十族”


但有几人能如老子,觉出这其中的寄生味道?相反,在寄生实质的同时,儒家最喜欢标榜的就是风骨。风骨本是一件好东西,但帝师若讲风骨,就要了命了!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柏拉图,但了解商鞅,然而,商鞅之惨挡不住天下士子改天换地的雄心,商鞅的悲剧也因此注定不会最惨,只有更惨:


朱棣从北平出发时,心腹姚广孝说,“南京城攻下之日,有一个人一定不投降,希望不要杀他--杀了方孝孺,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。”朱棣应承。


1402年7月,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。方孝孺被召到朝廷,哭声震彻大殿 。朱棣:“先生不要自取忧苦,我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。”方孝孺:“周成王在哪里?”朱棣:“他自焚而死。”方孝孺:“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?”朱棣:“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。”方孝孺:“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?”朱棣:“这是我们朱家的事。”


早已不耐烦了的朱棣,示意侍者拿来纸笔,道:“诏天下,非先生草不可”。孝孺投笔于地,且哭且骂曰:“死即死耳,诏不可草。”


朱棣大怒,命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,并说要株连九族,方孝孺大放厥词:“莫说九族,十族何妨!”株连十族本来没有,不过燕王正怒发冲冠,任何不可能都化为可能,就把朋友门生也列为一族,连同祖宗亲戚合为十族,共杀死873人,充军、流放的人超过千人。


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。帝师是为皇帝服务的,你效忠建文,不惜得罪朱棣,但江山是建文家还是朱棣家,又有何区别?这是方孝孺给帝师们的血的教训。


海德格尔


海德格尔(1889—1976),德国哲学家,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。纳粹统治期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,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


但是,征服了皇帝的帝师,也并不见得就飞黄腾达---得罪皇帝固然要不得,但当天下大势风起云涌之际,违逆正义,也是帝师躲不过去的宿命。

1934年,海德格尔结束他可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旅,重返讲台。有同事忍不住问道:“君从叙拉古来?”

海德格尔当然明白这个书袋有多刻薄:柏拉图当年的难堪,就是他今天的处境。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被碰得头破血流,学者马克·里拉曾总结道:“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,要么哲学被败坏,要么政治被败坏。还有一种,两者都被败坏。”海德格尔就是哲学被败坏的明证。在担任纳粹校长那一年,这位被时人视做思想世界“秘密国王”的哲人,干了太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:加入纳粹,与犹太籍导师胡塞尔断绝关系,写信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与学生,在每一次讲座结束之际高呼“希特勒万岁!”

并非所有人都破鼓万人捶,雅斯贝尔斯就曾经为之辩护:海德格尔不谙政治,就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小孩。让人瞠目的是,这个小孩也果然在私下里任性地宣称:除非希特勒来向他道歉,他才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。言下之意,他并非纳粹的同路人,而是受害者——他期待自己的哲学可以改造国家社会主义,但希特勒欺骗了他。

海德格尔真是小孩子吗?不得而知,但这不再重要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,“人们不仅依靠真理生活,也需要谎言。”很多知识分子,就非常善于一方面制造真理,一方面制造谎言。而当代奔赴叙拉古的哲人,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,他们既不信仰理念世界的澄澈透明,也不天真地希望教育僭主成为明君,在他们看来,既然政治必定会弄脏双手,那么就不该斤斤计较谁比谁更黑,而是要看这只乌鸦能帮助我们去向何方。

纳粹完了,海德格尔还在赌气:好像自己被蒙蔽了,本应有人拭泪才是。但在这之后,没人知道海德格尔怎样应对“君从叙拉古来”的讥讽,此后的岁月,海德格尔对纳粹问题永保缄默,直到死去。

希特勒无法向他道歉了,因为已早他而死。海德格尔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,或继续表忠心了!

但大清帝师翁同龢有。

翁同龢

翁同龢(1830-1904),历任清廷户部、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


翁同龢比海德格尔幸运就在于,一,他的学生光绪还在;二,光绪给他机会辩护。但他似乎亲手断送了这次机会。


光绪24年4月27日,翁同龢68岁生日。凌晨,京城下起了小雨,翁大人以为是个好兆头。早朝时,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,突然宫中主管宣布翁同龢不要进来。


一个小时后,一份上谕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。新政第四天就被开缺,还是他的生日,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绪,为何如今弃之如敝屣?


1898年5月26日是一个转折点。这一天,光绪索要康有为的著作,翁同龢说自己不与康有为往来,光绪大为吃惊---须知,大力举荐康有为的正是翁同龢。第二天,光绪帝重新索要,翁同龢依然如昨:康有为居心叵测,可能是政治小人,老臣与他也没有什么往来。


这种回答让光绪非常愤怒。用人不当将会给大清带来怎样的危害?何况这位将要提拔的康有为将要负担怎样大的重任?光绪帝史无前例地对素来尊敬的师傅发了火。


奇怪?不奇怪。5月26日、27日,正是恭亲王奕?弥留之日,慈禧和光绪几次探视,恭亲王对清廷用人表达了担心,希望光绪能很好地尊重慈禧,不要受小人挑拨,更不要将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。大清确实应该改革,但只能是旧体制的完善,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所谓“从内政根本”进行改革的构想,则是废我军机,另起炉灶。果如此,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,势必沦为翁、康的傀儡。恭亲王最后强调,翁同龢“居心叵测,并及怙权”,如果不对其防制,将来一旦与康联手,祸及大清。


这话虽然只对慈禧和光绪说,但在当时算不上机密,作为当红的军机大臣,翁同龢不会不知道---这就是答案。


可见,翁同龢被罢官,虽然有政敌的报复及自己的失误,但根本原因是慈禧与光绪为了大清根本利益作出的选择。此前,甲午海战的失败,已让光绪对他有了不同看法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,民族受辱,国家受损,光绪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诏,翁同龢也拟了一道折子请求处分,心情异常沉痛:“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,遂使全权之使再出,而和议于是遂成。”并自认“覆水难收,聚铁铸错,穷天地不塞此恨也!”


甲午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说,大清之所以败,不是君臣某一人的罪过,而是墨守成规、一成不变的结果。光绪在开缺老师后“警魂万里,涕泪千行,竟日不食”,似乎也明白委屈了师傅。然而,翁同龢终究成了帝国失败的替罪羊,上谕中的口气毫无情面:“即行革职,永不叙用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,不准滋生事端”!


话说回来,开罪了天子,能有这样的结局,也算不错了。全家甚至全族被屠戮的案例,俯拾皆是,商鞅和方孝孺都是。同样悲惨但却耐人寻味的帝师遭遇,则是张居正。


张居正


张居正(1525-1582),明万历朝内阁首辅,辅佐皇帝开创万历新政


万历10年6月20夜,北京大明相府哭声震天。张居正死了。


朝野流传,“在其位谋其政,为官当学张居正”。丞相死曰薨,内阁首辅张居正做梦也不会想到,他刚薨不足月余,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,一生作为被攻讦为“擅专独断,专横跋扈”。从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,变化的突然让人唏嘘。


谁不知道,从万历元年开始,张居正新政经万历帝下令实施,对巩固大明朝廷立下头功!然而,万历11年3月,同样是万历,下令追夺张居正一切荣衔和谥号,家产全部抄光,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饿死,惨状朝野惊悸。万历12年8月,万历下诏宣布张居正罪状,其活着的子弟统统发配边地。


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,学生为何如此痛恨自己的老师?


时光倒流,因果不难寻觅。万历登基后,帝师张居正感觉到时机到来,改变积弊以延续国祚,在他看来是天授之命。为此他做了两件事,一是实施考成法、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,二是精心培养接班人,这两件事,既让他名冠天下,也为明日埋下了祸根:


前者,撼动了官僚阶层与士大夫的利益,导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,张居正一直处在群起而攻之的态势中;


后者中的“接班人”就是万历。张居正将政治理想寄予万历,甚至亲自编写图文并茂的教材给他。但除了爱,更多的是严厉,其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,你是皇上,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风范,切不可自降于凡人。按理严师出高徒,但张居正忽略了,他教的不仅是一个学生,更是九五至尊。授课时是先生,更多时候你是臣子。严格的管束,使万历对他从尊敬到畏惧,近乎野蛮的强硬,更是伤了小皇帝的心,慢慢又从敬畏转变为怨恨。


两股仇恨交织对付一个张居正,张居正在劫难逃。万历12年,明神宗朱翊钧终于逃出老师给他的心理阴影,用实际行动交了一份答卷:这就叫说一不二的帝王风范。


但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层:正值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,要想巩固权力,掌握充足的话语权,必须走出张居正的阴影---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启下的,在别人看来都会是张居正的功劳。只有把张居正搞臭,聚光灯才会重回万历身上。反张派的嚣张声势、张居正的私德不堪,其实,无非是万历的借口。


清人说,明只一帝,太祖高皇帝;明只一相,张居正。尽管张居正对千疮百孔的大明有再造之功,然而,最终用自家几十口人的生命来交换,这样的代价不是过于沉重,而是根本划不来。张居正如果真能看透,当初李太后让小万历去读《霍光传》时,他就应该能够预判到自己的明天!


也有人说,如果张居正是一个清官,万历就算想倒张,也没有借口了,那么,张居正必将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帝师---说穿了,还是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。


清官就一定会善始善终?未必。比如陈布雷。


陈布雷


陈布雷(1890-1948),蒋介石的“文胆”,长期为蒋草拟文件,自杀身亡


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。此前,三十几岁的陈布雷已誉满报界,其时评被称为“如椽巨笔,横扫千军”。此后,他开始追随蒋介石,官位虽不显赫,却始终是蒋的红人,号称领袖“文胆”,更是实际的国民党军机大臣。蒋介石对他向来尊重,他的进言多有采纳。


抗战时期,陈布雷起草的文告传颂一时,蒋介石那篇“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幼,全国民众皆有守卫国土之责”的著名演讲,就出自陈布雷,曾唤起亿万国人抗战激情。


然而,在为蒋介石捉刀的二十多年,有一种隐痛一直折磨着陈布雷。


1937年,为写《西安半月记》,陈布雷不知戳断多少毛笔,心情烦躁到无以复加。


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,陈布雷精神颓丧,头发蓬乱,形容枯槁,语音低微,哀叹着对儿子说:“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,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,此时此刻,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《总体战》的文章,这叫我如何落笔!”


笔在他的手中,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,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,但终于退不出。这当中,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,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。他身上有浓重的“士为知己者死”观念,正如他在写给王芸生的信中说,“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,只能从一而终。”


1948年,在他感叹“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,以至无法自拔,于今悔之晚矣” 之后,结局开始加速向陈布雷走来。


1948年11月2日,陈布雷建议国共之间应该停止战斗,和平谈判,被蒋介石在随后的中央党部会议上严厉斥责。陈布雷回来后紧锁眉头,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烟,来回踱步,长嘘短叹。


此时的蒋介石,对经济形势不满,对军事形势不满,对外交不满,对陈布雷的宣传舆论工作也极不满意。


此前,因为推荐翁文灏任职行政院长,而随后发生金圆券垮台,国民党经济体系整体崩溃,作为举荐人的陈布雷,心理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


1948年11月12日,陈布雷于深夜,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。


1948年11月15日,陈布雷遗体在南京中国殡仪馆大殓,大堂四壁摆满鲜花,挂满高级官员送来的花圈和挽联,中央高悬蒋介石亲书匾额“当代完人”。


陈布雷一生清正廉洁,生活极其简单,1947年,国民党强迫民众把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,他和夫人把仅有的一公斤真金白银全部兑换,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买几公斤面粉的废纸。陈布雷死后,身边只有这样的金圆券700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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